四川成都府的如同秀才，现在居住地在成都的十七亭。每次选举亭长的时候，我如果在成都就会去投票，给我的津贴我当然也会拿。”邓名笑道。

　　前年，为了不违反官员不许经商的规定，邓名把他的象牙进口公司的股份卖掉了一大半，至此邓名已经完全处于法律之下，作为交换，就有了完整的公民权：“既然我拿了津贴，我就得放弃对儿女婚事的独断专行，否则就是违法，就要被告罚款，甚至坐牢呐。”

　　在女儿出生之前，邓名也想过若是将来有了女儿该怎么办？是不是应该遵照这个时代的规矩，为她认真地挑选一个看得过去的婆家，为她找一个可能会畏惧或是有求于邓家权势的夫婿。虽然四川底层百姓的婚姻已经相当自由了，不过上流社会依旧认为，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才是正路。在他们看来，婚姻自由只是因为大移民的特殊背景，是为了克服四川早期困难的权宜之计，社会的风气迟早还会变回原样。

　　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普遍现象，所以邓名也曾犹豫过。不过等女儿出生后，邓名每天在她吃奶后抱着她轻轻拍打，耐心地等待她打嗝的时候，最终下定了决心——无论如何都不妥协，如果这个社会还不赞成自由恋爱，那就去改变它；如果上流社会还不懂得为婚姻自主高声叫好，那邓名就手把手地教他们好了。

　　冯锡范听到这里若有所思。

　　邓名又补充了一句：“虽然帝国宪法还没有明确规定不许纳妾，不过我已经公开声明，我的儿子不许纳妾，我的女婿也一样——我的遗嘱也都写好了，并且公证过了，如果我的儿子敢纳妾，那就会失去我的遗产继承权；我的女婿在结婚前必须签署协议，如果他敢纳妾，就要和我女儿离婚并且赔偿损失，而且放弃子女，他们的子女全给我的女儿——还有，我规定，我的儿子要想继承我的遗产，就必须立下和我一样的遗嘱，而我的女婿也一样。”

　　看着错愕不已的冯锡范，邓名哈哈笑起来：“刚才我说过了，法律在我之上，所以无论是我的儿子还是女婿，我都无法用法律去管束他们，只能靠这种协议了——话说回来，既然我的规矩是这样，冯卫士觉得，我的女儿还是延平嫡子的良配吗？”

　　冯锡范没有立刻回答这个问题，而是思考了片刻才问道：“既然丞相不管令嫒的婚事，那别家的儿郎若是想成为丞相的东床，该怎么做呢？”

　　看起来冯锡范还是没有死心。不过，只要对方不是搞婚姻包办，那邓名也无所谓：“比如送延平王的嫡子到四川上学，现在四川有不少人家的孩子就是在上学时互相认识了，两情相悦，报请官府批准，成就了姻缘；将来我的女儿肯定也要上学，说不定也会看上某个同学。”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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