受刑罚的人吗?”楚王听说了这番话，就不杀他了。孔子闻知这件事说：‘这个人的所谓诚实太怪了，利用一个父亲却两次为自己捞取名声。’这样的“直躬”诚实不如没有。”

　　反之，如果提倡“亲亲相证”，就会极大地破坏亲亲之爱和人伦秩序，致使人与人之间充斥着猜忌和隐痛，家庭关系不再融洽，社会和谐无从保障，从而动摇维护社会稳定的伦理道德基础。

　　要注意的是，以上是指刑事案件，牵涉到国家安危的重大案件并不在此例。你看，这就是法制的进步。

　　说这么多，其实就是想说明，“亲亲”原则在中国历史中有着不可动摇的社会基础，而把“孔言”与“朱注”当做进士必考的大明朝，这一原就更加不可撼动了。

　　这由此给后世带来三个问题：孔子为什么赞成父子互隐？父子互隐是不是会造成社会不公正？父子互隐和大义灭亲到底谁更符合现代精神？

　　孔子为什么赞成父子互隐呢？儒学认为：父子亲情，血浓于水。子为父隐，是不忍其父受刑，是人的率真的天性；而指证父亲反而是违背了源于天性的血亲之道。对此，朱熹的批注是：“父子相隐，天理人情之至也。故不求为直，而直在其中”。

　　《吕氏春秋》里进一步发挥了论语中偷羊的故事，“其父窃羊而谒之上。上执而将诛之。直躬者请代之。将诛矣，告吏曰：‘父窃羊而谒之，不亦信乎？父诛而代之，不亦孝乎？信且孝而诛之，国将有不诛者乎？’荆王闻之，乃不诛也。孔子闻之曰：‘异哉！直躬之为信也。一父而载取名焉。’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。”

　　爱护、保护亲人，是人伦的基本要求。所以亲亲之爱，乃是基于天道，而“亲亲相隐”则正是对人类亲情的爱护和宽容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“亲亲相隐”是顺应天道的，固能“直在其中”。故孔子称赞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”是直。直就是顺理，顺道而行。

　　越想越怕的沈阁老，终于从面色铁青逐渐变化到面如死灰，哆哆嗦嗦地想端起茶杯饮一口香茗压压惊，但手却完全不听指令，将上好的雨前龙井洒满了桌案，浸湿了那薄薄的认罪状。

　　事实上不惟儒家，西方社会也普遍认为，法律首先必须符合天然伦理和人性，违背天然人性的法律，不能代表社会正义。美、法、德、日、韩等国的现行刑事诉讼法也都明确规定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。容许特定近亲不举证、不作证的法律。

　　父子相隐，正是想运用亲情结合道德的理性启发人本身的良知，从而改正错误。若一味讲执法如山，导致亲情伦常冷漠，必然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性。

　　余英时先生在《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》中提到，欧美法律规定亲属之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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