赋役，裁撤西边的军事开支，结果遣散的军队与农民起义军结合，迫使明朝不得不两面作战，最终导致统治崩溃，二百七十七年的帝国崩于一旦。

　　从王朝的统治讲，它需要有一支庞大的军队，但又养不起他们；需要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，又害怕兵将相习，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。因是故，它要分割兵将之间的关系，但这又势必丧失军队的战斗力；

　　它需要一支守卫宫廷的可信可托的警卫部队，但又怕这支部队突然把枪口对着自己，使自己处于措手不及的状态。对拿着枪守卫自己的人，往往也提心吊胆地多加猜疑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往往凄怆地说：“宁我负人，毋人负我。”

　　于谦被杀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　　于谦忠于景泰帝，而又掌握着守卫京师的军队，所以英宗复辟以后，英宗身边因策划并参预这场宫廷政变而当权的宦官就非杀他不可——没什么别的原因，就因为他兵将相习，能调动得了军队。

　　要知道，景泰帝说是说当时已经病重，但毕竟是他们复辟以后才不明不白地去世的。可是，毕竟是景泰帝和于谦在危急时刻保卫了京师，保卫了大明朝安渡危机，而他们却如此对待病危的景泰帝，如此残忍地立即杀死于谦。

　　为了夺取国家权力，人就是如此残酷无情。

　　这类事例中国历史上不少，唐朝的永贞事变是如此，唐宪宗的暴崩也是如此。

　　历朝历代关于军兵制度的设计，都徘徊在这几对他们无法克服的矛盾之中。理解了这几对矛盾，那么对历史上各个王朝对军兵制度的设计，及其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现象，可以比较容易理解。

　　这许多设计看来都是为了保持一支常备不懈的军队，而这些兵将不相习，被养起来的长期没有经过战争历练的军队，一旦面临战争就可能会迅速地瓦解崩溃。

　　卫所制度的设计，实际上是只能起销兵的作用，这一点明、清两代的历史都可以得到见证。不过高务实依然要在朝鲜设立卫所，目的就不那么单纯了。

　　这里就该转头说下总兵制度了。

　　洪武时期，若有征讨，则派遣公侯伯及三等直属都督担任总兵，奔赴沙场。在当时有六总兵，分别为：云南、大同、广西、辽东、宣府、甘肃。这些军政设置表明，镇守总官兵已由临时任命改为常设。

　　据记载，永乐时期地方便已设镇戍官，但后世几经起伏，废而复立，直至弘治时，方设守备署，成为常设。

　　洪熙以后，总兵官在各地已被纷纷添设，经宣德、嘉靖、隆庆、万历年间的不断增设，如今大明的总官兵驻守各地后已将原都指挥使的地位取而代之，一跃而成地方最高武职官员。

　　至此，大明的军事制度已经发生了沧海巨变：“洪永以后，边患日棘，大将之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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