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就能管理全国的政务，所以需要依赖内阁和六部大臣来帮助自己具体的执行行政权力。

　　这也不是什么皇帝昏庸造成的，而是皇帝实事求是的需要依赖大臣们给自己做参谋。鞑清的统治者当然也没法一个人管理国家事务，但他们与大明不同，他们自己就是少数派，团结少数派压制多数派，这个难度反而小得多——因为需要分红的人少了。

　　他们死守着他的权力不信任汉族大臣，而鞑清朝廷里想争取权力的也就只有汉人大臣——“此乱命也，粤不奉诏”这种话，只能是李鸿章这样的汉臣才说得出来。参加“东南互保”的都是汉臣，满臣即便同意东南互保也不敢明面上加入，这就是明证。

　　而明朝是“多数派”皇朝，皇帝身边不可能有一小撮可文可武的铁杆保皇党，所以文官大臣的权力进一步扩大。如在景泰时，景泰皇帝依赖于谦；天顺时，英宗依赖李贤。

　　到了弘治以后，情况就已经是皇帝越来越难控制的了。皇帝已经变成了权力的来源和象征，但他们做任何的事情都已经没有办法自由。

　　比如正德要南巡，权力意识的大增的大臣们全体反对。而如嘉靖的大礼议、万历的国本之争等等，都是皇权与文官政权的冲突。

　　此时，皇帝们已经变成了退居幕后的国家最高统治者，他们的确始终掌握着对任何事情的最终决断权，但是平时的行政权力已经几乎完全落在了内阁和六部的手里。

　　这也不是皇帝昏庸和懒惰造成的，明朝中期的很多皇帝们都因为要权力和大臣们进行过殊死的斗争。

　　皇帝是权力的来源，他可以给人权力，也可以剥夺权力，并且掌握人的生死。这是他唯一可以威胁大臣的地方，但是偏偏明朝的大臣常常并不那么怕死。当皇帝撤换了一个大臣，经常会有更多的大臣站出来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力。

　　不是作为个体的大臣真的不怕死，也不是他们不在意自己的政治前途，而是他们也不敢违背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。这就是所谓“没有人能背叛自己的阶级。”

　　高务实也不敢。作为文官集团的一员，甚至是领袖之一，他拥有足够强大的名望和实力，却同样不敢在这一点上打马虎眼。

　　他对武将的态度比绝大多数文官对武将的态度要好，但那是个人态度，外界只会说他高司徒为人随和，因为他并不是要给予武将与他平起平坐的权力。

　　转回到皇帝，朱翊钧与他的爷爷嘉靖同样是少年天子出身，两个人也都有着颇为了得的政治手腕，但为什么嘉靖时期的大礼议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，而朱翊钧时期的国本之争却以文官集团的胜利而告终？

　　是文官集团在万历朝变得比嘉靖朝更强大了吗？未必。事实上，这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皇帝本人的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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