鲜明的阶段性特征。

　　明初诸帝在位期间，政治形势整体平稳，政治斗争不甚激烈，弹劾行为大体在一种较为平稳有序的制度框架内运作。

　　宣德后弹劾次数逐渐增多，并在正统间达到最高峰，这是因为英宗时期宦官佞幸大肆干预朝政密切相关。

　　到了弘治朝，再度出现回落迹象，这应是弘治中兴、政治气象有所改良的结果。

　　此后直到明末，总体来看，可以说弹劾行为愈发泛滥，始终处于居高不下的境遇，由此亦可见明代后期政治斗争之惨烈。

　　明初、明中都已经是过去式，高务实虽然编过《大明会典》，对此心知肚明，但却不甚关心，他真正关心的还是当前。

　　或者说，是嘉靖之后的朝局走向。

　　以原历史中而言，嘉靖之后的大明朝就算是走向了后期阶段。在此期间，政治事件可谓此起彼伏，直到明末亦不显颓势。伴随着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，弹劾在其中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，几乎与每次政治事件相始终。

　　除各种重大政治事件之外，在某些特定制度的运行过程中，如科举考试，以及对官员进行任免、考核、廷推，乃至官员致仕、夺情之时等，也可觅得弹劾之踪影。

　　在这些制度运作当中，伴随着官员的升降迁擢，政治利益的天平出现倾斜，势必也会产生争斗，弹劾便在这种情况下孕育生成。

　　从《实录》的记载来看，最常见且威力最大的弹劾，大概有如下四种：一曰京察之劾；二曰廷推之劾；三曰夺情之劾；四曰科举之劾。

　　重阳大会时，张一桂想到用回头去查科考弊案的方式找王锡爵的麻烦，也是由于科举之劾威力巨大的缘故，至于王锡爵的数次考官生涯没什么小辫子可抓……那是另一回事，并不意味着张一桂的思路有问题，有问题的只是“针对具体对象的可操作性不强”。

　　而这一次高务实要针对潘晟发动的弹劾案，则正是四大弹劾案之一的“廷推之劾”。

　　所谓廷推，是指当朝廷中的重要官职空缺时，由廷臣推举人选以备皇帝任命的制度。

　　按明制，大臣入阁或受廷推，或奉特旨，执行时“内阁……廷推上二人”——也就是内阁提供两个人选让皇帝从中挑一个用。

　　当然了，皇帝也并非就只能从这两个人选里挑，如果他实在对这两位人选都很不满意，也可以让内阁重新拟定人选，甚至干脆绕过内阁直接“中旨入阁”。

　　由于名额较少，故争议不可避免；加之有保荐之权的皆为九卿重臣，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和拥护者，因此更加深了斗争的纷杂程度，明代因廷推所引发的弹劾情状也聚焦于末期吊诡的政治气候中。

　　不过按照高务实的看法而言，原历史中最著名的廷推弹劾案应该是发生在万历后期的事。

　　在万历三十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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