呢？”

　　而北方大学一个刚刚离休不久的副校长更是感叹说：“从做校长的经历中，我总结出一条真理，在高校中，最没权的就是校长！”

　　对于这一点，分管后勤工作的副校长最有体会：“现在办教育难，当校长更难，拿我主持的这摊事情来说，要财权没有财权，要人权没有人权，你要雇用几个临时工，指标控制在教委，你要解决几个工转干，也要到教委报批。教育经费也是这样，钱给了你，怎么用却要他来定。比如基建费，你可以拿来盖楼，但盖几居室一套，你没有权力，也得教委说了算。前一段，有些教师给我们提意见，说我们放着图书馆百分之五十的拒借率不抓，却花几十万元曲盖门楼，建花园。可提意见的同志并不了解，那花的是绿化经费，专款专用，不用上交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现在学校的婆婆也多。谁都可以管学校，连接到上的小姑娘都可以对你校长拍桌子，动不动就罚你的款。开公审会也要主管校长带队，检查交通安全也要分管校长参加，换总务长去不行，不去就扣你单位的分，罚你的款。就拿预防肝炎来说，区里召集主管副校长开了会，市教育局副局长到会发的言，可过后市高教局却又开了一次会，内容完全一样。然后又是区里检查，卫生局听汇报，精力都是这样被消耗掉了。现在，我不敢奢望得到各方面的支持，只要少找学校点麻烦，我就念阿弥陀佛了。”

　　赵政策也邀请了八位政府校长特意谈到了学校的机构膨胀问题。

　　“高等学校也往往被人们比做一个小社会，在这里发生的种种矛盾现象，吴不是整个大社会系统中的矛盾的反映，小社会中矛盾的产生，发展和解决，无不受着大社会的制约与影响。”赵政策抛出了影响，“各位校长，对这些我是深有体会的，因此，我认为学校的机构膨胀也算是个大问题。”

　　“是啊。”一个副校长点头赞同，“精简机构势在必行。但光是学校汗不管用。最大的问题是上边得先减。教委，市委，高教局都应该带头喊，要是下边喊了上头不喊，将来上头工作压下来，谁去干？我们承认，个别机构有因人。设事的现象。但是发展教育，促进改革，要稳定两支队伍。一是教学科研队伍，二是行政管理和政工队伍。现在，教师队伍实行聘任制度，在教育科研单位工作，可以评教授，研究员，这些都是与工资挂钩。可行政管理干部怎么办？工资制度改革后，工资是与职务挂钩。行政干部只能在职务上找齐。民以食为天哪，你不给他安排个处长当怎么办？四五十岁的人了，拖家带口的，同期毕业的同学成了教授，副教授，心理上也难以摆平。当初，也是组织上需要，人家才放弃教学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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