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二○二月二十四日，我们在慕尼黑的霍夫布雷好士地堂（Hofbausfestaal）刚在开第一届大会，就在筹备第二届的大会了。

　　在过去我们不敢有什么妄想在慕尼黑一类的城市之中，每月或是每地周开会一次，现在则决定每举行大会一次了。

　　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国社党的党员大家都差不多把这会看作很有一些神圣的意义。

　　每一次开会，济济一堂，到会的有增无减，而且听众对之一天注意一天。

　　每次的议程，大都是先论“战争的罪恶”问题（这个问题当时候还没有人注意到，）接着是讨论和平条约；在这个时候，慷慨激昂的演说，十分的适用，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。

　　假使在当时召集一个民众大会，参加的都是困苦的无产阶级，并不是麻木不仁的小资产阶级，一同来讨论凡尔赛条约，那么这个民众大会，不只是向共和国进攻，即使不被人认识为复辟思想，至少也必定被当作反思想的表现。

　　当我们把凡尔赛条约加以批评的时候，群众每有起来辩沦的，说“那么布勒斯。

　　里多佛斯克（Brest—Lirovosk）条约又怎样呢？“群众叫嚣不已，扰攘，一直到他们力竭声嘶，或是发言人晓得他们不能加以理喻而休止时为止。

　　唉！像这样的国民真是叫人失望！他们不知道，凡尔赛条约是我国莫大的奇辱，不知道这种和约，是地我民族的一种横暴的侵袭。

　　马克思党破坏工作，敌人的毒害宣传，处处地方使民众对于事理完全失掉了理智。

　　但是我们不必去怨天尤人，因为对方的罪恶大到不可限量。

　　但是，我国的小资产阶级，在当时对这狂澜是否来出力维持的？或者曾动用他们的智谋去启导了真理？然而他们并不如此。

　　我自己知道得十分明白，但是为初期的运动着想。战祸里的责任问题。就是该去依循了历史上的事实来解决的。

　　当强有力的敌人。动用了他们诿惑的手段，去欺骗着群众，使群众大家怀有狂妄的主张，和荒谬的态度的时候，那么，一种尚未发这的新运动，自然易于受欺，随附和而就和他们为伍了。尤其是当一个新运动认为群众之狂妄的主化有几点（即使完全是虚幻的）宜于采取这种行支时为更甚。

　　上述的情形，我碰到的已经不止一次，当时要用了极在的力量去防备卷入漩涡之中。

　　最后一次，就是当时我国的可恶的报纸，他们竟不顾日耳曼民族的生存，对于南的罗尔（SouthTyrol）问题竟张大其辞，说日耳曼民族将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影响。

　　有许多所谓“民族主义”的人物、政党和协会行等，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应该怎样做，只是他们怕犹太人所激起的公愤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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